大苏是非常聪明的人，他看到了朝廷设置的这个税种，好像是得到了利益，其实带来的损失却远比税收为大。
当然大苏并不是从利字出发，而是从义字出发，看到了商路通畅，货物流转，对民生带来的巨大好处。
等到抵达扬州，苏轼并没有就此撂开手，依旧孜孜不倦地上奏：
“今隔一路之外，丰凶不能相救，未为良法。须是尽削近岁弊法，专用天圣附令指挥，乃为通济。
五谷无税，商贾必大通流，不载见钱，必有回货。见钱、回货，自皆有税，所得未必减于力胜。
而灾伤之地，有无相通，易为赈救。官私省费，其利不可胜计。
今肆赦甚近，若得于赦书带下，光益圣德，收结民心，实无穷之利。臣寻与范祖禹具奏其状矣。
窃揆圣心，必有下酌民言，上继祖武之意。兼奉圣旨催促，祖禹所编仁宗故事寻已上进讫。
臣愚窃谓陛下既欲祖述仁庙，即须行其实事，乃可动民。
盖谓此事出于天圣附令，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，入人至深，及物至广，望陛下主张决行。”
苏轼提到自己和范祖禹一起收集过仁宗时候的敕告，发现仁宗在天圣年间的一道附令里曾经做过批示，要求免除力胜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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