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了，这些吃尽苦头的人，重新获得待遇和补贴，这件事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把他们的情况摆在欧可岚父母面前，那就是巨大的山，是他俩难以逾越的障碍。
欧可岚爸爸读的大学文凭，将于1983年毕业。他在读大学期间，还看到了让他不安的局面，他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届毕业生，毕业之后回到厂里拼积分，肯定拼不过第一届毕业生的大多数人，拼总积分也拼不过同届甚至后面一两届的人，充其量是比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职工要好一点。
这个局面前瞻让他意识到，即使他大学毕业回到厂里，顶多也就是把住房从筒子楼单间升级为两间或者单元楼的一房一厅。就这，也不过是最好的情况，是要继续拼打分的，能不能拼得赢还很难说。
欧可岚爸爸的预判是非常准的。因为陈文的爸妈经历过这种情况。
陈文爸妈是老三届的高中生，是第一批下乡插队的知青，他俩都是党员，各方面表现优异，插队不到两年便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学员，大学毕业后立刻结婚，婚后不久便在1974年生下了陈文。
陈文家也是住过筒子楼的，在80年代初期分到了一房一厅，在1987年分到了两房一厅。
陈文爸妈是双双的工农兵大学生，党龄工龄是从1967年开始计算的，即便是这么好的条件，也只是在1983年住进一房一厅。
欧可岚爸爸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79年大学生，欧可岚妈妈不是大学生，俩人参加工作是1972年，全都不是党员，党龄没有积分，工龄比陈文爸妈那种老三届高中生合计差了十年积分，比积分根本比不过。
形势摆在面前，当时所有人的情况都能从历次分房积分表上看见，只有当前面的人从一房一厅搬出去之后，腾出来的房子才有可能落在欧可岚爸妈这样的人身上。而且，仅仅是可能而已，因为还要竞争。
就是这么个可能性，都是要眺望到1987年去。欧可岚妈妈说到这个内容时，陈文深以为然，因为他家就是在这一年从一室一厅搬到二室一厅。
1982年初，我们国家选派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批公派留学生。第一批的公派留学生选拔，欧可岚爸爸连参与都不敢，因为英语水平太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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